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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群众本忠心——忆邓拓同志1958年初自贡之行
来源:   日期:2016-09-19    点击:

 

 

  联系群众本忠心

 

——忆邓拓同志1958年初自贡之行

 

                   费少康  卢从义(执笔)

 

 

题记  这是一篇34年前发表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新闻业务》1982年第一、二期合刊上的旧文。如今按原貌一字未动、原文重登、版式依旧,仅在作者署名后添加了执笔人卢从义,以便补叙文章背后隐秘的一段故事。


在自贡报会议室里,曾经有一首邓拓同志亲笔书写的七言绝句条幅,高挂在墙壁正中:“党报渊源劳动音,联系群众本忠心,相期自贡诸同志,下放基层要更深”。这是他1958113日访自贡报编辑部时口占一绝留作的纪念。

那次,邓拓同志是随贺龙元帅验收宝成铁路来到四川的。当时,我在自贡报任总编辑,应我的要求,113日晚上,邓拓同志来到自贡报编辑部。我们和邓拓同志虽说是素昧平生,但早就听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五台山村油灯下编报,滹沱河边马背上吟诗,荷枪握笔,是誉满老区的老报人。全国解放以后,他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工作繁忙。我们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有机会在自贡这个小城见到他,这是多么难得的呀!一见面,邓拓同志就象老熟人一样,和我们交谈起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报纸就是从工人中起家的劳动音。我希望你们以后有一至五个盐井工人来当记者或编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最直接的是从工人中来,我们要培养,要跟工人交朋友。希望你们决心干新闻事业的,每个人交一个朋友,培养一个知识分子,教他如何写,但不要出难题,慢慢地培养。你们十五个人,订个二、三年计划,选择好了,教他们,这样自贡报就在工人中生根了。如果报纸有米丘林,就可以从你们这里起。在市委的重视下,以后也会结出好的果子。”我们边听、边记、边思索。自贡报这张当时以盐业为主的城市报纸,自l9513月创办,这方面的工作仅仅是刚迈步。要象苏联著名植物育种家米丘林,苦心研究六十年,创造三百多个果树新品种那样,辛勤育新人——工农记者,使自贡报扎根在工农群众的深厚土壤之中,我们却没有想得这么深远啊!邓拓同志一席话,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谈到编辑、记者的提高问题,邓拓同志又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改造自己,除了在和工人交朋友中,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也是一种改造以外,“还要收拾一下书箱到群众中去生活三年、五年、十年,才会有些东西出来。有人说丢开业务以后,一定退步,我想不然。假如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天天搞业务,就象一杯茶,几口就喝干了。到群众中去,语言丰富了,题材有了,东西也写出来了。”他还说:“没有生活的实际惑受,就写不出东西。你们条件好,接近基层,出门就是生活。这是最根本的文章。正如过去秀才考试,这是第一篇文章。有了这篇,才有业务能力、写作能力、理论水平。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没有一就没有其他。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有了生活,一切都有了!”他说话较慢,细语轻声。我们围坐在会议室,静静地听着。他的话,就象一股潺潺泉水,在我们的心田上缓缓流过。生活!这第一篇文章,好象一下就摆在编辑部每个记者、编辑面前,人人都在认真思考自己的这篇文章,决心写好这篇文章。

谈话结束后,我请邓拓同志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合影留念,他马上答应了。照完像,他兴致仍然很高,要我们拿出纸、笔、墨,吟诗一首,只看他握笔挥毫,立即写下了那首留赠编辑部同志的情深意挚的七言绝句。

在邓拓同志访问自贡的日子里,我和他还有过数次接触。我感到邓拓同志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他所提倡的“联系群众本忠心”。

来自贡前,他正在研究一个学术界至今未作定论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问题,并和郭老交谈过。郭沫若同志告诉他,可以到四川的自流井去调查了解。位于四川盆地中南部的自贡,是我国著名的盐都,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即公元25年至225年,自贡地区就开始凿井采卤煎盐了。1958112日晚上,他刚来自贡,我在招待所第一次见到他,寒喧了几句之后,他马上就向我们询问清代乾隆以前的盐场历史资料情况。我说,这些资料,自贡盐业公司可以提供。另外,市里还有几个四川省的文史研究员,他们也了解一些材料。他立即就问这些人的住址,连夜就要去找他们交谈。我和随同他来的两位记者说夜深了,劝他休息,他执意不肯。我们商量了一下,都为他的精神感动了,只好连夜带他到市政协接待室,从家里找来了一位文史研究员,给他详细介绍了盐场历史、传说以及自贡的风土人情,他才回招待所休息。

第二天一早,盐场晨雾未消。他就来到高耸入云的天车脚下,在鳞次栉比的瓦斯灶房,参观访问,实地调查,盐工们巧夺天工的智慧,艰苦创业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动,诗情满怀,下午来到自贡盐业公司,他就给盐场题诗。遗憾的是,我们那时缺乏准备,对书法艺术懂得也很少,给他的纸,不是宣纸,而是信纸;笔,也不是七寸狼毫,而是写大字报用过的发叉笔;墨也不是用砚台磨的,而是瓶装墨汁。邓拓同志是很有书法艺术修养的,但只说了声“写吧”,就书写了一首绝句:“千年生产足称豪,井架摩天节节高,勤俭精神堪赞许,化工基础更坚牢”。

这天下午,自贡盐业公司找来了一些熟知盐场历史的老工程师和研究井盐史的干部,在冬天和煦阳光的照耀下,在腊梅花盛开的庭园中,和邓拓同志一起露天座谈。邓拓同志向到会的人们详细调查了千年盐场几度盛衰的发展史,细心搜寻着资本主义因素在盐业生产发展中的萌芽期。老工程师熊佐周在发言中,列举了清代康熙时期的碑文,雍正时期的账簿,乾隆时期的契约等史料,以及太平天国和抗日战争时期盐业生产迅速发展的一些数据,为邓拓同志的研究题目提供了参考材料。邓拓同志全神贯注地倾听了他的发言。在回招待所的路上,他在车上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估计是不会白来的,果然不负此行!”汽车行经沙湾,路过自贡盐业公司档案室时,夜幕已经降临,他忘掉了一天的辛劳,又停车上楼,查阅了许多盐业历史档案资料后,才回到住宿地。

和邓拓同志相处的日子虽是短暂的,但他作风深入,治学勤勉,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114日,他还去参观了清代乾隆元年由陕西籍盐商集资修建的西秦会馆的建筑艺术和碑文,又到市人委档案室翻阅了自贡地方志和一些县志,到张家坝看了综合利用盐业资源发展起来的化工厂。直到115日早晨上车离开自贡之前,还到市政协去看一幅据说是唐伯虎的亲笔画“十美图”。他摸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了这幅画上的印鉴、笔划,摇摇头,连声说:“赝品!赝品!”又说:“这幅画的临摹技巧是很高明的。”我对他精深的学识和高度的辨别能力钦佩不已。接着他上了车,我问他还有什么话留给我们,他说,自贡盐业公司乾隆以前的账簿、契约、碑文,帮他收集一下,寄北京人民日报。他沉思片刻,又说:“啊!你们这里培养工人记者的工作做得还好,将来总结一些经验给我。”

1958年初到现在,23年的时间流逝了。邓拓同志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在十年浩劫中,邓拓同志不幸去世。自贡报也被迫停刊。自贡报编辑部的摄影记者把邓拓同志和编辑部同志的合影、他给自贡报的题诗底片隐藏下来,现在重又翻印,送了我两张。今天,重新看到邓拓同志清癯的面庞,端庄的身影,笔走龙蛇的诗稿,情不自已,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写下这篇文字,以作纪念。


后记  1958113日早晨,寒风凛冽,大坟堡扇子坝,机车轰鸣,天辊呼啸,一片繁忙喧闹声中,一辆黑色小车,骤然行驶到我面前停下。车上下来几个陌生人,随行的报社总编费少康特地向前给我介绍说:“这位是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邓拓同志!”我不胜惊讶,北京自贡,万里关山,竟然和这位久负盛名的大总编在如此喧嚣的井盐生产现场见面,真是叫人喜出望外呀!

“记者同志就住在盐井上?”邓拓同志主动和我握手,亲切地问。

“是的”。我高兴地回答。

“好呀,有了生活,才有文章。”邓拓同志鼓励我说。

“是这样,我要好好学习。”我不停地点头说。

我随同邓拓同志一行人饶有兴味地参观了自贡盐场这口最大的“王牌井”天佑井,在现场聆听这位大总编考察自流井,对井口井深、天车天辊、深井汲卤、岩层种别等等诸多细节,精密的溯本探源,对我这个当年还不满25岁的后生来说,是一次绝妙的学习机会。尤其是此后在报社编辑部对他充满哲学智慧光辉的记者第一文章“生活论”,更是铭记终生。

邓拓言谈举止慢条斯理,文质彬彬。他本是一个学者型的总编。1950年,邓拓作为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主讲《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改革》;1957年,他将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作了一些技术性修改重新刊印,填补了历史学对这个有关农林水利的重大民生问题研究的空白。他还在《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中,专门发表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他这次随贺龙元帅验收宝成铁路来川跑到自流井就更进一步了,这是从东汉时期到中华民国两千来年最大的手工工场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个论证了。他给《新自贡报》题诗“党报渊源劳动音”,寄意遥深,从马克思青年办《新莱因报》到中国共产党早年办《上海劳动周刊》,再到他本人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边区荷枪握笔办《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就表露了一种历史学家的睿智和眼光。

邓拓同志访新自贡报口占一绝,以为纪念的题诗手稿,当即为报社资深摄影记者徐彦忠拍摄下来,加以裱糊作为一幅中堂,由记者黄尚信、徐彦忠经手,高挂在当年自流井桐梓坳报社那间临窗立满报架、隔壁堆满图书的小小阅览室兼会议室正中墙壁上。记者编辑们视之为办报之道,立身之本。事隔十年,万万没料到,1967年夏秋之际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猛烈刮来,邓拓瞬即成为举国上下大批判的罪人,而邓拓“自贡之行”就成为十恶不赦的罪证。市委高层当即指派宣传部经中央党校培训的一位“理论权威”驾临报社,就在这间高挂大幅中堂的小会议室里,指令总编费少康、编辑部主任于光、编委邹武城、“首席”记者卢从义,当面交待揭发邓拓罪行。依次听完供词后,并当场撕下四人笔记本上的文字记录,再勒令“首犯”费少康下去写一份从头至尾、全程陪同邓拓的系统交待材料。不几天,报社召开专题现场批邓大会,特押前总编“头目”费少康从市委宣传部回报社“陪斗”。报社一记者首先上台联系邓拓《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中诸如“一个鸡蛋的家当”、“伟大的空话”、“专治‘健忘症’”等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批判邓拓自贡之行的“恶攻”言论和题词。最后取下高挂会议室中堂邓拓手稿,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当场一火而焚之!

13年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决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理论务虚会,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清风徐来,雾散云开,邓拓彻底平反,红极一时。自贡盐都最先跳出来为邓拓唱一支空泛赞歌的,还是报社那位现场批邓最得力的聪明记者。老实说,当年邓拓来自贡他还是众多记者中的“边缘人物”,而全程接送,亲自邀请邓拓专访报社的主谋乃为费总,如今最是知情人,最宜写文章的作者仍应为当年“负罪”最重的领头人。念及此,我总是“夜半潮平意不平”。然而,当年自己还是以“带罪”之身在宣传部清早手持笤帚低头弯腰清扫过道走廊,闲时打杂于图书资料室这么一个“另册人物”。虽然二女已进上海交大读三年级,大女已任职自贡钻井大队人事科副科长,发妻本为建国初期转业军人,全无后顾之忧,但我却“哀莫大于心死”,心灰意冷,谈文色变,发誓不再为文了。我已搁笔五年。这都源于此前“清查四人帮余孽,审查囚禁八个月长达240天在精神上留下的“创伤”。然而我最亲爱的妻儿却不甘心,要我重操旧业。国琴说:“再坐牢,我天天来看你”。笙女说,“我再给你送饭”。有一天我在走廊上单独碰见已调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老费,他听完我对“邓拓事件”前后的一番思考,默默点头,然后轻声说:“老卢,我早还留存了一份邓拓系统交待材料的底稿,给你补写文章”。我横下一条心,据此权威性的原始资料,融汇我的亲身感受,以费总的第一人称,在资料室偷偷地精心写成上述原稿。然后暗地递交老费,要他“直寄《人民日报·新闻战线》,九成利用。”果然很快于1982年一、二期合刊第3435页以两页整版篇幅全文显著刊登,四川《新闻界》旋即转载。不料市委高层地方势力派中的头面人物竟然怒不可遏,暗地追查“谁是幕后‘捉刀人’”。宣传部资深记者、散文家、好友何青悄声问我,“老卢,是你吗?”我点头,只诚恳说,“何青,你别出卖我!”终于躲过了一场雪上加霜的飞来横祸。我深知,消息一泄露,留下的把柄就是“好啊,俩个‘老反党’还在跳‘二人转’!”这岂不让老费“好脚连着痛脚?”

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邓拓当年的题诗、合影手迹,报社当年文字、摄影“双肩挑”的知名记者“电流”即黄尚信功不可没。据继任新总编袁伯龄《报社复刊回忆》,1967年报社在文革时期上海“一月风暴”浪潮中被封闭停刊后,全体人员“鸟散”,办公用地被侵占,办公用品和家具不翼而飞,只有一个留守人员保住这块招牌。到了1980年初,老黄为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办展览,跑到报社移交市委宣传部资料柜乱七八糟一大堆摄影胶卷中找寻展出材料,意外发现几张尘封灰侵的当年邓拓访问自贡的几张留影底片,如获至宝,这才精心翻拍出来,分赠给老报人。至于少康署名我执笔这篇文稿,却又是距此36年之久,近日翻阅笙女八十年代初期上海交大读书四年琴和我累积写给她的317封家书中,于1982年初一封长信末尾批注的一行小字,“在你妈和你的反复激励下,我执笔写的第一篇文章邓拓访自贡已在《人民日报·新闻战线》刊出”。由此寻踪觅迹,但旷日持久,人民日报已缺失,终于通过网购花钱在一家“老骥伏枥”网站上原貌全文复制下来,这才有34年前费总和一个“另册记者”秘密串连写成的“邓拓访问”自贡图文并茂的完整故事。

邓拓离开自贡临走上车前,对告别送行的费总,除有关搜集历史资料嘱托外,沉思片刻,还特意留言,“啊,你们这里培养工人记者的工作做得还好,将来总结一些经验给我”。细想起来,这还是他为报社题词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党报渊源劳动音”的余音。我们都记得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对于培养工人作者向来是十分重视的。中国作家协会有高玉宝蜚声全国的“半夜鸡叫”,上海有知名的工人作者胡万春,四川工人日报有活跃的工人作者积极分子郭廷萱。我们报社有井盐记者李明兴、电业工人牟永初。李明兴以其朴素的工人语言、浓郁的盐工生活气息、精悍的新闻通讯报道,名噪一时,牟永初以其快速敏捷、锐气十足崭露头角。邓拓在报社合影留念,老费还特地从人丛中把小牟介绍给这位老前辈。邓拓“如果报纸有米丘林,就从你们这里开始”的愿望,却终于落空了。费总始终未能实现这个承诺。两个工人记者,在文革劫难中,一个被打成右派备受摧残夭亡,一个陷入“派斗”不能自拔,困顿潦倒而死。其后,老费和我还为牟分别以“包庇”右派罪加一条。痛定思痛,邓拓这一番议论也并非是“无稽之谈”?放眼看,确也是“半夜鸡叫”只“叫”了一声,其他皆湮没无闻,但也有成功的典范。窃以为,老费和我1956年底到重庆亲自结识的,由四川工人日报编辑部主任江岗亲手识拔的“西南钢铁公司”铸造车间木模童工小袁,从《钢铁报》、《四川工人日报》、《自贡日报》到《四川日报》,从记者编辑、副总编终至川报编委、夜班部主任,就是一个实证。邓拓所论及的原本是一个尚待实践与探讨的复杂的学术问题,但也不虚此言!

其实,当年邓拓来自贡还是有着沉重精神负担的。据吴冷西著《忆毛主席——我亲手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毛泽东在19574月批评《人民日报》总编等“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说对他在当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马家指马克思主义这一家)。本来,邓拓作为一个新闻学家深深懂得,身处党中央机关报,紧跟中央步署,党的耳目喉舌,这是不可动摇的党性原则,但既要闻风而动,又要稳步健行。“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他聆听毛主席的批评、教诲,及时对人民日报作了许多补救和改进。他依旧尽职尽责倾心办报。1958年初兴致勃勃千里迢迢赴盐都自贡考察题诗,念念不忘党报。谁又能料到,自贡之行又成为“罪上加罪”?八十年代末期,少康同志已辗转调任自贡职业大学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我已在自贡教育学院评副编审、副教授。我曾独自一人爬上自流井釜溪河岸高高的富台山教育学院旧址看望这位患难之交的老总编、旧相知,进门抬头一眼就瞧见他办公室正中高挂邓拓题诗留赠人民日报诸同志的一个条幅:“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当先,平生赢得豪气在,举国高潮望接天。”据悉,当他调离人民日报在告别大会上念完最后一句,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此时白发萧疏的费总和一个“老记”细嚼诗味,相对无言,不竟唏嘘,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回家旋即把书法家黄山青以条幅录邓拓1958年留蜀中同志的一首诗,“毛锥动,彩云生,蜀水燕山若有情,展望高潮弄日夜,文章常助百家鸣,”挂在书房正中墙壁上,抬头一望,仿佛58年前邓拓文弱瘦高的身影,正在盐井天车脚下向我走来。此后我读到198655日人民日报连载其报社副刊部著名散文作家袁鹰,以廖沫沙“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倖覆乾坤”为题记,描述邓拓文革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争的悲壮长篇报告文学《玉碎》,不禁对这位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书法家、杂文家于一身的千秋“总编”,倍加崇敬。

                                        补记于2016915日中秋佳节  卢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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