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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称赞为“你是好人”的蜀光人
来源:   日期:2016-09-17    点击:
 

一个被称赞为“你是好人”的蜀光人

 

 

李崇虎

 

 


 

 

 

 

 

 

 

 

 

 

 

 

 

 

 

 

 

 

 李崇虎退休照                         

大约在十多年前初夏的一天,我从沙坪坝乘车沿212国道回北碚。车上人不多,还有不少空位子,我旁边也空着一个。车到同兴站,从下面上来了一个年龄约七十岁左右的婆婆,她手里拖着一个装满废品的编织袋。车下还有一个年龄与她相仿的老头在帮着推袋子上车。

上车后,那婆婆左顾右盼,想找一个合适的位子。“她不会看上我身边的这个位子吧”,我心里有点紧张了:因为,虽然她衣着看来还算整齐,可难免沾有垃圾堆中的灰尘,况且编织袋中的东西或许也有不少的细菌呢!我正心存侥幸时,那婆婆却很快就选定了我身边的位子坐下,我心里只得暗暗叫苦。

只一会,我便责怪自己了:人家那么大的年龄,为了生活,还在辛辛苦苦地拾废品,我怎能嫌弃她。记得自己年轻时也干过又脏又累的活路,应该对她同情和敬佩才是。

车开了二、三十分钟后,我发现那婆婆在我身边摇晃起来。看她样子并不像是打瞌睡,我便问她哪里不舒服。她说,她又晕车了,感觉难受。我当即告诉她,我可以帮帮她。于是我拿着她的手腕,一边掐着“内关”穴位,一边安慰她:很快就会好的。几分钟后,她的面色好起来,表情也轻松了些。接着我一边继续给她掐穴位,一边和她聊天。

很快,车到北碚,我们下了车。告别时她说:“我是第一次没有晕车坐拢北碚的,你是好人,长命百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全国师范院校的研讨会。会后我乘火车返回重庆。大约在晚上八点钟,列车的广播响了:“哪位乘客是医生,请到某某车厢,那里有病人!”

我听了不太在意,心想:这么多乘客中总会有医生的。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我正准备闭眼睡觉,忽然听见我们这个卧铺车厢的门打开了,随着一阵嘈杂声,一下子涌进来许多人。我仔细一听,才知道是一个小孩生病了,发高烧,抽搐,情况危急。还听列车长说:“早点联系地方,到了下一个大站,立即送医院抢救!”

我忙从上铺翻下来,走到人们面前说,我来看看。其中一个列车员问我:“你是医生?”

我说,我不是医生,是教师,我知道一些急救、退烧的办法。

叫列车员取来一些凉水后,我用手指蘸着凉水,在小孩的手臂上做“清天河水”。稍后又在手掌上做了“海底捞月”。七、八分钟后,有人摸了一下小孩的前额,惊呼起来,小孩的烧退了不少。我对大家说,小孩已经比较平静了,先让他好好睡一觉吧。两个多小时后,我又从上铺下来,给小孩补充了一些按摩。

快要天亮的时候,听见小孩喊:“爷爷,我要屙尿!”接着听到他自己往厕所跑的声音。这下我完全放心了。

天亮后,列车长,列车员向我表示感谢。一位姓藏的男列车员和另一位姓苗的女列车员还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上了他们的名字,说是,以后出差需要买火车票找他们,他们一定帮忙。(当时火车的卧铺车票很难买,故以这种方式表示敬意和感谢。)

车到重庆,我和那个小孩及他的爷爷、奶奶一起下了车。在站台上,来接他们的军人已经到了。原来小孩的爸爸在重庆警备区,两位老人带着孙子从山东农村来部队探亲。老人邀请我坐来接他们的军车。我指着车站外的广场说,不必了,外面就有到北碚的公交车。告别时,两位老人再一次表示感谢,并一起向我鞠躬。我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一次,有人请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在西师“禾丰楼”用餐。正当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时,突然有一个人从隔着好几张桌子的地方大踏步地向我们走来,手里端着一个酒杯。我一看,是教育学院的张某,此人是恢复高考后进入西师并留校任教的,由于业务突出,前不久已破格晋升为教授。

他举着酒杯对我说:“李老师,您好,敬你一杯,你是好人!”我连忙回敬,“谢谢,祝您健康!”

这杯酒对我来说有点突然,因为我与此君并无交往,尽管他的夫人也是物理系的。况且听说,他向来有些傲气,不大容易佩服别人的。想来,也许他听别人说起过我,或者与多年前的一件事有点关系。

多年前,我骑自行车从第四教学楼前经过,见一人从肩上放下一个纸箱子在路边歇息。看样子他有些累了,也许他已扛着这不算轻的纸箱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停车下来问他:“师傅,您这是到哪里去?”他说,他是来看女儿,顺便给他们带点吃的东西。我再问,才知道他的女儿是我们系里前几年新来的年轻老师。我对他说,我知道他的女儿住家的大概位置,到那里还有一段不短的路。我让他把箱子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掌着车把推着车,他扶着箱子,一路闲聊着,很快就到了离他女儿家很近的地方了。

后来才知道,我帮助的这位“师傅”竟是上面提到的张老师的岳父。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不到半年,我们物理学系先后有两位老先生去世。他们病重时我去看望过。

一位是从“女子师范学院”过来的李姓老教务员,办事认真,书法不错。后来,因为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患有哮喘病,上班,特别是开会经常迟到,政治学习又不大发言,故在那些年代被视为是消极落后的人。

他住的屋子很窄,我去看他时,一进屋几乎就走到了他的床前。我刚说几句话,他就紧紧拉着我的手说:“李老师,好人啦,好人啦!”

一番问候和安慰之后,我告别出来。路上我在想,他对我这样说,是不是因为多少年来,我对他一直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尊敬呢?毕竟他是系上多年的老职工,年龄上也是我们的长辈。

另一位是教过我们58级普通物理课程的黄先生。虽然年龄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五十多岁的人就算老者了),他给我们上课时,仍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还时不时用诙谐的语言形象地描述某些物理现象。

我记得,一次讲到“分子扩散”时,他笑呵呵地说:“我走到北碚街上,深深地吸一口气,连个酒分子都没有哦!”当年物质(自然包括酒类)供应非常紧张,喜欢饮点酒的老先生难免有此感慨。这一段话引起学生一片笑声,课堂十分活跃。

不料,在“文革”时期掘地三尺也要挖到阶级敌人的运动中,这一类诙谐的例子被作为把黄先生打成“三反分子(包括反对社会主义)”的黑材料。文革中他遭到多次批判,还被勒令搬家到校内一个偏远破败的陋屋居住,并在校内农场“劳改”。

尽管后来落实政策,黄先生恢复名誉后也重新上了讲台,但他的夫人已在“文革”横祸带来的逆境中悲愤去世,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去看他时,他坐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后背垫着厚厚的枕头。我上前问了他的病情,并转达了教研室其他老师的问候,又与他一起谈起从前他给我们上课时的一些往事。

忽然,他从被盖里抽出右手,四指握拳,大拇指竖立,笑眯眯地对着我说:“你是这个!”我有些吃惊,怕是先生对我开什么玩笑,嗫嚅着:“您——”还未等我说出下面的话,他收敛了笑容,十分慎重地说:“你是我们系上最正派的人!”

我听了这话,既深深感动又惶恐不安。感动的是,黄先生竟会这样高看我,不安的是,“文革”中,我也参加了批判他的行列,并作为物理系“大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主持过对他的批判会。虽然在“文革”中,我尽我所能地帮助了一些人,多少减轻一下他们所受的压力,但我对黄先生做到的却很少。

不久,黄先生去世了,我为他写了悼词,追述了先生对物理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1956年到西师来之前他是成都很有名气的中学物理教师),还提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这后一部分被领导审查时划去了,说是不提消极的东西。

    什么是“好人”?我正思考时,又有两件往事从脑海中跳出来了。

“文革”结束后,党委重新掌握了学校的局面,开始清理整顿的工作。不过,那时有个倾向,对“文革”中的错误的批判和清算主要是针对“文革”中的一派群众组织,以及在观点上支持该组织的领导干部。

我曾是该组织的积极成员,被“挂起来”审查了八个月。上面要求我把问题说清楚,特别要揭发学校里“帮派体系”的问题。上面派了一位姓汪的干部来找我谈话,要我提高觉悟,看清形势,与“帮派体系”划清界限,并转达了党委“要保护业务骨干”的意思,希望我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专心搞好教学工作。

我认真听了汪的谈话之后,告诉他,“文革”中我所参与的活动都是公开、透明的,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上面希望了解的事情,我已经说清楚了。然后,我又说了我的看法,“文革”中的两派是在前一段时间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学校里不存在什么“帮派体系”;两派“内战”给学校造成的损失很大,还失去了十年的发展时间,现在“文革”已经结束,我们不应该纠缠过去的事情,应该团结过去被分裂的两派群众和干部,花大力气把工作重心转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

事后,有传言说,我态度顽固,不认识错误(从未有人正式向我宣布,这是谁的表态)。这使我很不理解。不过,事情后来有了变化,物理系“帮助”我的小组不再找我谈话。更让我有些意外的事情是,几年后在校内原“桃园火烧楼”前的路上,我遇见了已调往四川省任职的汪,他紧握我的手说:“你是好同志(人)!敢于向组织说真话。”

对于他的话,我有些惭愧,因为那次谈话之后,迫于压力和不断被“帮助”的纠缠,我还是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批判“帮派体系”的发言。

另一件事是,两、三年前的一天,在校园内我遇见了一位付校级的退休干部,她曾任某培训中心的主任。退休后,她在北京居住。我好几年未看见她。见面时,握手,互相问好。我说“你今年应该有七十七、八岁了吧!”她非常高兴:“谢谢,你还记得我的岁数。”她又说:“都晓得,你是好人,把名利看得淡,不计较得失,对人随和。还有,坚持锻炼身体的精神也值得大家学习。”

听她上面的说话,似乎很了解我。我感到有些诧异,因为我与她几乎没什么来往。大约二、三十年前,我住在培训中心附近,经常在培训中心前面或旁边的空地上练习太极拳。她上、下班路过时,常常看见。后来,她请我去教过培训中心的学员学太极拳。再以后,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寒暄几句。

什么是好人?应该是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还应该是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处理一件事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相关人的共同感受、利益,而不是只想到自己。在别人有难处需要帮忙,或者公众利益需要维护时应及时伸出手来,不在远处做看客。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企求自己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却能够做到“不因善小而不为”。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在学生时代行“小善”的故事。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条件比较差。男生宿舍里没有卫生间。同学要方便必须跑到离宿舍几十米以外的一个单独的平房——厕所去。后来,学校相关部门考虑到同学夜间,特别是在冬天入厕的难度,便在宿舍一楼到二楼拐角处的下面修了一个简易的厕所,大小约三、四个平方米,里面只有一个条形的小便池。这一下大家方便多了。

不过好景不长,或者是便池堵塞,或者是方便的人未靠近便池,加之有时便池上方的电灯泡又坏了,于是尿液满地横流,人进去难以下足。有人找了一些砖头垫在地下。不几天,砖头上也满是尿液。后来,因为晚上里面太黑,有些人干脆站在厕所门口就方便起来。其后果可以想象,一进宿舍大门就闻到臭气,晚上进厕所如踏雷区。

当时学生宿舍的清洁是学生自己做,各楼层的过道由该楼层的各寝室轮流打扫。可是整栋楼共有的简易厕所却无人管。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

终于有一天,我不再等别人,自己行动起来了。从浣洗间端了数十盆水冲洗,又用扫帚使劲地刷,我终于把小便池内外,地面,包括地面上垫的砖头全部弄干净了。同时我还向有关方面要求重新装好了电灯泡。

一次我在南开中学上物理竞赛课时,发现课间没有值日生,也没有其他学生主动擦黑板。我便给学生讲了上面这个故事。没想到学生报以持续,激烈的掌声。这不是给我个人的,而是给做“好事”,作“好人”的精神的掌声。

其实,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到处都可以遇见“好人”。过去,在夏季,四川农村的石板路边,在黄果树下的桌子或者石头上,有人放着一个土陶缸钵,里面盛着凉茶(常是一种清热解暑的老荫茶),旁边还放着一个碗。挑担子的人,走远路的人在这里歇息,口渴了就自己拿碗舀茶水喝。不用付费,也不用道谢,因为无人看管,只是茶水快用完了的时候,住在附近的人家就会来添加。

小时候,除了在社会上,在家里也受到这种做“好人”的熏陶。老家在农村的父亲从小目睹了社会底层农民的艰辛,对农民极富同情感。一次,我从菜市场买了很便利的小菜回来,父亲知道菜价后说:“菜贱伤农啊!”母亲也时常对一些处于困境的人家伸出援助之手,尽管能力有限,有些帮助微不足道,但常常是雪中送炭。听她说过,上初中住校,放假时她把自己的被盖及衣物送给了家境贫寒的同学。

青年时代,学习雷锋的活动对我们的影响也比较大。他的助人为乐的精神是人类高尚品质的体现。那时我刚毕业不久,又逢农业生产恢复,能够吃饱饭了,所以整个人显得朝气蓬勃。做助教工作,教授满意,学生满意,领导也满意,毕业一年多就跟教授一起双双评为63年度的校、系两级的先进工作者。平时,系上哪位老师家里有事需要帮忙,喊一声,我就到。也有不喊就到的,那是碰巧遇见,该出手就出手了。

那时,有人生病,都是用滑竿抬着送医院。北碚是山间的城镇,从西师到街上是下山,行走几里路之后,从街上到医院又是爬坡上山。今天的人可能认为抬滑竿是件很艰难的事情,我们当时却不以为然,只希望将病人尽快送到医院,得到及时治疗。二十多岁的我,自然是系上“滑竿队”的主力之一。

1963年初夏的一个晚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答疑辅导,我从教室出来往宿舍走。当我路过校医院(那时叫卫生科)时,见一个滑竿从医院里抬出来。使我惊异的是,抬滑竿的是三个人:一个女的,是大人,抬在后面;一高一低的两个小孩抬在前面(我想,滑竿上的病人一定是小孩的父亲了)。这滑竿被抬得前后高矮不一,左右又是歪斜的。我上前问话后,知道他们还要抬到很远的地方。于是,我立即接过小孩抬的那一头,往肩上一放,抬脚就走。小孩在前面带路,经过文化村,洗澡堂,沿着高高低低,光线暗淡的坡地,我们抬着滑竿一直走到离学校边界很近的地方,工人宿舍所在地(北庄)。

上面提到的一些往事,是我回忆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人生中值得珍惜、值得回味的精神财富。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当前社会显现出一些不健康的价值观,我们还是能看到,在青年学生身上,在众多普通,朴实的人群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发扬光大,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好人”、“好事”。

 

注:原标题为你是好人》。

 

简介

 

李崇虎,男,19411月出生,祖籍湖南浏阳。1952年至1958年在自贡蜀光中学读书。1958年进入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物理系学习。1962年毕业后留校作助教。1987年评为副教授。曾任物理学系副系主任。

2001年退休后,于2002年至2007年间被聘为西南师范大学及(合校后的)西南大学评估学校自评专家组成员。从1998年开始,历时十多年,在重庆市南开中学、西大附中、重庆一中、巴蜀中学、育才中学等中学给物理奥赛选手上课。

在《大学物理》《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物理教学探讨》等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关物理教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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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崇虎退休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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