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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蜀光人的西藏情结
来源:   日期:2016-10-21    点击:
 

一个蜀光人的西藏情结

     

  ·高582  甘淑聪

 

 

 

 

1955年,我在自贡市一中初中毕业后,考上蜀光中学高中,我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

蜀光中学,不仅环境优美,而且有一批出类拔萃的老师。无论是教过或没有教过我的老师,我都十分敬重他们。他们博学多才、文质彬彬、诲人不倦、细雨润物,班主任熊成秀、刘泽如,物理老师周文锐,俄语老师罗达仁等等,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那时,我在心中默默地把他们当作做人的标杆。

杨锦华老师讲历史课,堂堂精彩、动人,让人回味无穷。受她的影响,我暗下决心,立志将来报考历史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专心学习上。那时,我真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小组会上不敢发言,更不参加所谓毕业生“就业委员会”的活动。

1958年高考后,在填志愿时,我不假思索的将9个志愿填成历史系,诸如“川大”、 “云大”、  “贵大”等历史系。无巧不成书,在填志愿期间,我们遇到蜀光校友、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57级的熊志亮,他给我们讲,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条件很好,国家包吃包住外,困难家庭的学生,每月还可以申请25角钱的助学金。他的一番话,让我怦然心动,决定报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在查看升学指导后,得知当年历史系在川只招5名,我感到名额少,考上的希望不大。而语言文学系藏语文专业,在川招10名,考上的把握大些。于是,我一改初衷,毅然在第一志愿栏填上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专业。结果,如愿以偿,被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录取。同时录取的还有同班同学赖德蓉。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文专业学制为本科5年。在这里,我继续保持着在母校蜀光养成的刻苦、勤奋学习的精神,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新的知识,反反复复吟诵藏文的词语,成天满脑子都是藏文的形声意,意声形。5年中,只在实习期满返京途中回过1次四川。寒来暑往.日子过得飞快,功夫不负有心人,5年下来,我终于掌握了藏语口语和文字翻译的规律。

在北京5年的大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最让我终生难忘的是毕业前聆听周恩来总理的讲话。那时,由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向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作报告已成惯例。我们十分幸运,1963721日,坐在人民大会堂正厅近距离聆听一代伟人周总理的讲话。从晚上8时至凌晨1时,周总理在讲话中纵谈国际国内形势。在讲到毕业分配时,他说,从19491963年的l5年中,平均每年纯增人口1500万左右,在同一年龄的1500万人中,能考上初中、高中的是少数,最后升入大学的更是极少数。1963年毕业生20万出头,你们是从小学、初中、高中升入大学的,另外那些绝大多数人则参加到工农业生产中去了。你们毕业后,要面向同时代、同年龄的青年,今天在场的3万多名同学,不仅只想到20万,而且首先要想着1480万的社会主义公民。所以,毕业后,你们要向1480万人看齐。他要求大家要服从分配,青年人要有雄心壮志,要有吃苦的准备,随时听候祖国的召唤,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安心到边疆去。至今,我还珍藏着当年到人民大会堂听周总理报告的入场券。

听了周总理的讲话,我们心潮澎湃,毕业分配时,藏语文专业班的同学都分配到了西藏。1963829日,我们离开首都北京,到兰州西藏办事处报到,再到格尔木西藏办事处休整3天。之后,晓行夜宿,直奔西藏,10月初到达拉萨。青藏公路全长2100多公里,全线平均海拔4000多米以上,横贯连绵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那些曾经在地理课本上死记硬背都记不住的地名:河西走廊、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察汗尔盐湖,如今就在眼前,在脚下。其实,这是我第2次穿越青藏公路。1961年大学3年级,曾赴西藏实习1年,初次进藏,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硬撑着到了拉萨市堆龙德钦县乃琼乡实习基地,十分幸运,这次毕业分配到西藏,同样经过那些令人生畏的昆仑山、不冻泉、五道梁、通天河、唐古拉山、安多、当雄,却没有出现高原反应。1963l0月顺利到达拉萨后,我分配到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翻译兼书记员。从此,我与西藏的建设事业结下不解之缘。

19638月到1980年底内调回自贡,我把人生最美好的黄金时间,奉献给了西藏的建设事业。在漫长的17年中,收获了事业、爱情、家庭、入党,我感到青春无悔。回首在西藏的那些岁月,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始终朝气蓬勃,“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理念从未动摇过。在那个年代,“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是在藏每个干部的必修课。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转正、提拔、升迁,甚至考量某个人是先进还是落后,都得用它去衡量。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话题,随处可见,充耳可闻。我到西藏时,平叛改革刚过去5年,后藏地区敌情和社会情况都十分复杂,刑事、民事案频发。公检法机关处于半军事化管理,对每个干部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这种工作环境中,必须认真向藏、汉族老公安们学习,才能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每当我作翻译时,就细心观察他们是怎样办案的,慢慢积累办案的知识。

那时,下基层,交通工具主要是马或小马车,人多坐小马车,人少就骑马。我曾单枪匹马下乡调查取证办案,曾多次从马背上滑下米。一次,一位藏族老乡见我掉下马,跑来给我收拾马具,无奈我个儿矮小,爬不上去。平地上,没有可作马蹬的地方,那位藏族老乡二话不说,一下子趴在地上,让我踩在他背上上马。我千谢万谢后,忍着摔痛的腰,大胆策马前进。基层工作,磨练了我的坚强意志,我从一个藏语翻译、书记员到独立办案,仅用了1年时间,转正定级时,全票通过定为行政22级。

每一个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女同志,在高原怀孕过孩子的,都格外体会到做母亲的艰辛和磨难。在西藏怀孕6个月后,必须回内地待产。在内地有6个月产假,产后满3个月,得立即返藏。每当此时我不敢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硬着心肠离开儿子,内心的煎熬,无以名状。1970年怀第2个孩子时,我在波密松宗学习,6个月时,军宣队安排我随新疆农垦团搬家的车队回内地,我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坐进解放牌大卡车的驾驶室。川藏公路全长2400公里,一路颠簸,先后越过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途中要翻越横断山等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10多座,特别是雀儿山、折多山、二郎山令人胆寒。那时的川藏路坑洼不平,泥石流、滑坡、塌方险情不断。我们亲眼看到前面一辆汽车被坠石砸中,一车人不幸掉进万丈深渊。我的司机,额头直冒汗珠,一踩油门,快速冲了过去,说了一声:好险啦!回想起那一幕,至今我都还后怕。那时,我年轻、单纯、劲足,竟然两进一出川藏路,两出两进青藏路,胆从何米,为时代之使命驱使啊!

1970年后,我到了康马县,先后在县公安局、县人民法院工作。康马是日喀则地区9个边防县之一,与不丹王国接壤,边境线长达78公里,县驻地海拔4300米,全县面积60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万。县内山大沟深,高山面积在50%以上,空气中氧气含量夏天不足60%,冬季只有40%,极端最低气温达零下25℃左右,在这让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我们长年吃不上绿叶蔬菜,喝煮不开的开水,吃煮不熟的夹生饭。此外,就是默默地接受西藏的寂寞和恶劣气候对个人生活和健康的损害。在这里,我们一干就是10年。这10年,培育了我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10年也使我的工作能力和才干快速提升。县里人少事多,分工并不明确,组建县法院、检察院后,我又肩负两院内勤,公安局无人时,还得去出现场。在工作之余,我一个人清理了康马县公安局成立10多年来,从未整理过的公安、法院积存的文件,分门别类整理成卷归档。这10年,我们把白己的命运与西藏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幅员辽阔。17年间,我不仅熟悉了西藏的山山水水,更深刻地了解了藏族人民的优秀品质,他们勤劳、勇敢、热情、豪爽、朴实、真诚、善良。有儿件事,让我感触至深——

一位老阿妈的深情。我在日喀则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参加了地区“社教”工作队,每个队员都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我的“四同户”是一位老阿妈,她的女儿被工作队派到江西学习陶艺去了,我住进她家。白天我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批判达赖的叛国罪行,晚上回到老阿妈家。在这里,时间一长,老阿妈简直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她每天要等着我回去才吃饭,亲自给我捏糌粑、倒酥油茶、削羊肉;夜里同睡在火塘边,有时还要给我掖被了,甚至用手轻轻抚摸我的脸颊。“社教”结束,离开时,她包含泪花,硬是舍不得我离去。其实,我已不是第1次体验藏族同胞对汉族的真诚。1961年在拉萨实习时,我的房东老阿妈,听说我们即将回北京,她便早早准备了很好的豌豆糌粑,在帮我收拾行李时,悄悄塞在我的行李中,到了柳园我才发现。我不知如何处理,实习有规定,不许拿群众的任何东西。领队老师说,收下藏族人民的这分情吧,你不是要顺道回四川看母亲吗,带回去,让你妈妈也品尝品尝。我真的把它带回了四川自贡,母亲说:真香。

一个母亲的惊人之举。在康马县公安局工作时,我去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穿过公路时,不幸被汽车撞上身亡。肇事车是某部队的,该单位领导十分重视,先后送米砖茶、酥油、大米等慰问品。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死者母亲,说什么也不接受那些东西,这使部队领导十分为难。她要什么呢?这位母亲说,部队的驾驶员不是故意的,她要部队领导不要处分那个汉族兄弟。还说,她知道车队驻的地方,以后我要去看看那个司机在不在,如果在,说明你们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位母亲的举动,让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解放军在藏族人民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一场空前的欢送会。为了建设新西藏,我和其他人一样,都把个人的所有困难埋在心底。然而,在藏干部的实际困难太多太多,上不能伺候老母,下不能抚育孩子,两头牵挂,年复1年,不知何时是尽头,这是在藏干部最揪心的问题。根据西藏干部职工的实际情况,以及形势的发展,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已经考虑将“长期建藏”,改为“定期援藏”,“三五轮换”机制(党政干部5年一换,技术人员3年一换)呼之欲出。198086,党中央、国务院批转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大批调出进藏干部、工人的请示报告》,大批在藏的干部职工将分33批返回内地。当时西藏汉族干部31000多人,内调2万左右,占在藏汉族干部的三分之二;在藏工人4万多人,内调25千多人,也占三分之二,加上家属子女约10万人内调回内地。内调人员那里来那里去,由各省市县安排工作。这一变化,在西藏振动不小。经过力争,我们被批准第1批内调。1980915日,康马县为第1批内调人员举行了建县以来最隆重的欢送会,6个区的领导前来为每个人敬献哈达,200多人的盛大送别宴,热闹非凡,青稞酒、酥油茶、敬酒歌、踢踏舞,欢乐之声,响彻云霄,震动山谷,有人喝得烂醉,有人暗自落泪。通宵达旦,人仰马翻,觥筹(注:觥筹gong  chou用兽角做成的酒器。)交错,道不完的感谢,说不完的祝福。藏族同胞喜欢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汉族兄弟的难舍之情。929 日,内调人员的车队从康马出发,我和爱人被留了下来,行李由押运人员随车队运剑甘肃柳园托运回自贡。县委书记要我爱人在离开康马前举办一个公文写作培训班。由他去给藏族同志讲课。培训班结束后,县里派专车把我们送到拉萨等候飞机。同时,还陪我们去山南泽当。山南被誉为“西藏文化的摇篮”,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西藏最古老的寺庙桑耶寺,有久负盛名的藏王墓群,在古代,子孙世袭的赞普制度就起源于此,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政权后,才逐步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山南迁到拉萨。在我们告别西藏时,山南不可不去,哪怕是走马观花。至此,我在西藏1 7年间,除没有去过“千山之巅,万川之源”的阿里地区外,我的足迹已踏走过拉萨、林芝、昌都、日喀则、那曲和山南6个地区,大美西藏的壮丽景色,深深的印在我脑海之中。

别了,让我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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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逝去不复返,扬鞭奋蹄报桑梓。

1981年内调回自贡后,我被安排在自贡市司法局从事公证工作。当时,市公证处还没有成立。以国家名义,证明法律事务及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在自贡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只能摸索前进。我有幸从零开始,面对新的挑战,一个人边办证,边筹备开展公证业务的准备工作。之后,到省政法干校公证员培训班学习,赴苏、浙、闽、沪及粤学习考察公证业务。这期间,我为公证处设计了《公证审批表》、《收养子女审批表》、《讯问笔录》、《调查笔录》、《送达回证》等1 6种表格,使公证业务做到规范化。1982年被任命为助理公证员,1984年被任命为公证员,1988年评为国家二级公证员(副高级职称),同年9月参加四川省司法厅公证员高级职称同行评议组工作。

 

15年的公证员生涯中,每年所办公证件数占全处总数的50%以上。办案中,始终坚持依法办证,公正执法,准确办证,及时出证。我个人办理的数千件公证,无一件错证。赢得了当事人的赞许。撰写的论文《打开涉外公证的局面,为对外经济活动服务》、《对一起不予公证的租赁合同的剖析》、《浅谈租赁合同公证》《对当前公证质量及其社会效益的调查》等,被《公证通讯》杂志和有关报刊刊登或收录进有关著作。1996910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予银星荣誉章。

我这一生,从没有离开过政法战线,前半生在“世界屋脊”为藏族同胞服务,后半生为故乡的社会经济发展效力。人生有这样的机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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